“在深圳，可以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
【海峡聚焦】
“在深圳，可以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
——访在深圳创业就业的台湾青年
光明日报记者 党文婷 严圣禾
“深圳已经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临近春节，台湾青年、深圳市艾薇达烘焙培训有限公司主理人刘天庭告诉记者自己的假期计划，“我们今年春节打算留在深圳，去一个很要好的客家朋友家里一起过年。我太太是台湾客家人，特别想体验大陆的客家风俗。”
无独有偶，深圳市伟富涂装有限公司经理纪伟祥也打算和母亲一起留深过年。“春节后我就打算启动新项目，把台湾的创业团队带到深圳，专攻聚氨酯、碳纤维等新材料的开发，搭建全供应链体系。”
作为台商进入祖国大陆最早、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近年来，深圳全面深入开展对台经贸、对台交流，让深台两地的深度融合取得新突破。越来越多来深创业就业的台湾青年，成为“来了就是深圳人”中特别富有活力的细胞。
2022第五届海峡两岸暨港澳无人机航拍创作大赛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资料图片
真情关爱温暖人心
“这里和台湾的营商环境很不一样，不仅内外销都方便，供应链成本也低，更重要的是政策利好。”纪伟祥说，疫情期间，政府出台了社保免缴、贷款延期等一系列惠企政策，自己的企业都有享受到。
而当地台办、街道办的关心关爱，也让这位25岁的台青感动不已。纪伟祥的父亲2016年在深圳患病去世，当时年仅19岁的他正在台湾读大二，原本打算毕业后留在台湾的他不得不往返深台两地，全力以赴帮母亲撑起父亲留下的工厂。“那时又刚好赶上当地要修高架桥，工厂要迁址，我和母亲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幸好龙岗区坪地街道帮我们寻找到了合适的厂房。”纪伟祥回忆说。
2022年，他凭借此前的积累开设了一家新材料领域的创业公司。龙岗区台港澳事务局得知后，经常主动跟他讲解最新的创业政策，在他们的帮助下，纪伟祥顺利申请到了几万元的创业补助。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深圳不仅积极落实国台办、广东省台办的相关惠台政策措施，帮助台企转型升级和扎根深圳，还积极开展“惠台暖企”行动，通过调研、座谈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碰到的困难，第一时间协助企业解决合理诉求，帮助台资企业良性发展；经常举办海关、税务等系列政策宣讲活动，为台胞个人和企业提供指引，并针对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一项一项推动解决，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实实在在的关爱和帮助让深圳的台青们不再孤单，“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脍炙人口的口号也印入他们的心田。“我们在创业途中接触到不少台商协会、台办和台港澳事务局的干部，他们就像长辈和朋友一样亲和。这几年因为疫情，餐饮行业尤其不容易，为此他们经常自掏腰包来‘帮衬’，比如加班时叫我们家的外卖，或者下班后专门来买走一大袋面包。”刘天庭说，这让他心里暖暖的。
2022年2月，在深圳的台湾青年制作汤圆庆祝元宵佳节。资料图片
广阔天地让年轻人大展身手
“设计能快速帮助产品融入大众视野，更易于让大家接受。”在2022年深圳中芬设计园举办的海峡两岸青年创客论坛上，来自台北的设际邹工业设计合伙人涂惟甯在演讲中激情昂扬地分享着自己的创业心得和未来愿景，“希望我们的设计有一天能代表中国设计。”
近年来，像涂惟甯一样选择来深发展的台青越来越多。在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艺龄看来，她的客户种类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趋势的变迁。
“15年前我刚来深圳时，300多人的律所只有我一个台湾员工，服务的也大多是大陆企业。现在我的客户有越来越多的台商企业，包括很多科技创新型、服务型、咨询类、餐饮类企业。”张艺龄感慨，这些年来，她还亲眼见证了台大深圳校友群从十几人发展壮大到数百人，深圳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受到创业型台青的青睐，逐渐拓展为职业型台青的理想目的地。
“特别是很多海外留学的高端科研人才和专业人士，也喜欢来深圳发展。”张艺龄认为，如今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深圳本身的发展土壤非常肥沃，产业基础、政策条件好，资本市场活跃；另一方面是这里拼搏奋斗的氛围特别适合有理想的年轻人来打拼。
纪伟祥也表示，深圳的舞台很大，无论什么行业，在这里是和全球最强的公司在竞争，而拼搏奋斗的深圳精神让年轻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在想着如何变得更好。
正是在这种拼搏的氛围下，短短两年间，纪伟祥已经迅速掌握了研发、生产、财务、管理等事务，将公司全盘接手。然而他并不就此满足，决心继续尝试挑战——今年要把在台湾和其他合伙人创办的公司迁过来。“长远来看，纯粹做来料加工并不稳妥，必须要做大做强，向产业链方向进发。”
台青们踊跃参与先行示范区的建设也反映在数据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深圳累计引进台资企业7753家，引进台资145.58亿美元，现存3941家，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台企8家，涵盖了集成电路、精密制造、生物科技、文化创意等行业。
两岸交流为台青提供更多选择
“我已经将深圳列为今后立足发展的首选城市。”在参加了2022年台湾青年深圳实习活动后，西南财经大学台湾省籍学生陈琦帧说。这次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实习也给东海大学台湾省籍学生张皓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来深圳，也希望更多台青来深实习及发展。”
为了加强两岸青年交流，2016年以来，深圳每年暑期都会大规模组织接收台湾青年前来实习，累计发布3000余个实习岗位及1000余个实习衔接就业岗，先后吸引了近1000名台湾大学生；结合台湾人才特点，突出在金融、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深圳优势产业提供优质实习岗位，为毕业生和企业创造双向选择的平台；对所有来深实习台青提供“亲情服务”，印制《台湾青年来深交流指南》，为台生提供交通卡、意外保险，协调解决银行开户等，开展资讯专题宣讲，强化“资讯连接”，帮助他们更好融入深圳的工作生活。
浓浓的亲情氛围和良好机会，吸引着台青们从想来“看一看”，到想要“待一段”，继而选择“留下来”。
“我和太太2015年来深圳时，这边没有一个亲戚朋友，也没有其他认识的台湾人，现在已经有了超多关系很好的大陆朋友。这里包容的氛围和追求卓越的奋斗情怀，让我们有了许多职业上的追求和想去突破的领域。”刘天庭说，“就算以后二次创业，我们也还是会选择深圳。”
如今，张艺龄为许多台青提供创业辅导和法律资源平台，用她的话说，“我已经是深圳人了”，她宛如台青朋友们眼中的“哆啦A梦”，不管是创业政策、法律疑问，还是生活上方方面面的问题，大家都会找她，她也在全力帮助台青们积极融入这座年轻的城市。
“我从两年前开始帮忙做实习生辅导的工作，带过的台青大部分都是自己主动来深圳的，他们的思维无一例外变得更加宽阔。我真的想对更多台青们说，来这里看看吧，在深圳你可以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纪伟祥说。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12版）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