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见闻）台湾主播福州直播卖年货：从“寻根”到“留下来”******

　　中新社福州1月8日电 题：台湾主播福州直播卖年货：从“寻根”到“留下来”

　　中新社记者 吴晟炜

　　“马上到春节了，我们这个海鲜大礼包分量足、品类多，赶紧拍一号链接。”已是晚上8点，吴升桦还戴着老虎造型的头套，在镜头前向网友们兜售着年货。

　　吴升桦的直播间位于福州市台江区中亭街，这里是福州最热闹的服装批发市场之一。

　　一个多小时直播下来，吴升桦走出直播间，顾不上休息片刻，又直接来到另一个直播区域，调试灯光、测试话筒，与主播交代着直播的细节。

　　“新春将至，直播带货销售的热门产品是各种的礼包、海鲜、零食、地方特产、茶叶等等，主播们都在加班加点抢占春节商机。”忙完了手头的工作，吴升桦才坐下歇息，向中新社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为什么会戴着头套直播呢？”对于记者的好奇，吴升桦说，平时直播的过程之中，时间长了难免会有点枯燥，通过头套等形象的变化，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的新鲜感。

　　五年前，看到大陆的电商发展机遇，吴升桦开始经营网络直播业务。如今，他的公司有四十余个直播间、从业人员200多人，年营业额达3000多万元人民币。

　　从事网络直播运营近五年来，吴升桦已经在行业中崭露头角。在他看来，文化融合到电商的直播带货里面，可以让商品有更好的议价，也可以让直播更吸引人。

　　吴升桦的曾祖父是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鳝溪人。2005年从台北初到福州，吴升桦原本只是“想看看祖辈生活地方”，却意外发现商机，留了下来。

　　在福州创业生活的十多年里，吴升桦切身感受到了大陆对台胞台企发展的支持和关爱：台湾青年在榕创业，有租金的补贴，有装修的补贴，还有一次性创业补贴；在用工上，台企用高校毕业生有一个社医保的补贴……他表示，对于“登陆”发展的台湾年轻人来说，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

　　吴升桦看好电商行业的发展前景。他告诉记者，因为累积了成熟的电商直播经验，很多跨境电商企业开始与他洽谈合作的意向。他希望通过电商合作形成的选品供应链，再用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方式获得更多海外销售量。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就业创业。在吴升桦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脚踏实地，“机遇和风险并存，只要好好努力，愿意去做，总能收到好的结果”。

　　2022年10月，在福州出现新一轮本土疫情时，吴升桦第一时间报名当志愿者，协助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进行核酸采样的信息录入、秩序维护和数据摸排等工作。

　　“作为福州的一份子，也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吴升桦第一次当志愿者，穿上红马甲时责任感油然而生。

　　今年春节，吴升桦和家人决定留在大陆过年，“福州的年味很浓，春节可以多走走多看看，过一个祥和温暖的年”。(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